谈及中国艺术研究院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渊源，吕品田介绍道，早在200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就代表中国政府将古琴申报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推进“非遗”保护工作的机构。21世纪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尚未成形，彼时还称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而“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就坐落在中国艺术研究院。2004年中国政府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便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和国际交流，落向实处的新阶段。中国艺术研究院全面参与“非遗”保护工作，涉及宣传普查、名录制定、遴选代表性传承人、政策制定、组织培训、理论研究等多个方面。
中国目前有包含京剧、昆曲、中国剪纸、中国书法等在内的39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位居世界一位。谈及中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经验，吕品田表示，目前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成果较为卓著。除了有39个世界级“非遗”项目外，还有87万个“非遗”资源信息，近2000位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这一串亮眼数字背后便是被国际社会称道的“中国经验”。
吕品田介绍称，首先中国推进“非遗”保护工作时较为科学系统。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由政府主导，举全国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仅建立了清单名录体系及相关工作机制，还有理论研究体系在背后支持，可以说是从理论到实践，全面推进。在面向大众的公共文化宣传方面，中国政府也是不遗余力。2006年中国举办第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当时第一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尚在公示阶段。该展览影响特别大，“非遗”概念传遍大江南北，该词一跃成为年度十大流行词之一。
此外吕品田表示，中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方式多样，有抢救式保护、数字化保护、生产性方式保护等。所谓生产性方式保护主要是针对传统手工技艺，国家提倡在生产劳动中去保护传统手工技艺，而非将其固定于博物馆之内。此外还有整体性保护。“非遗”并不只是单纯的项目，其和民俗、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方式、自然环境、传统村落等紧密相连。中国提倡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推进整体保护，目前已有包含客家文化保护区、徽州文化保护区、海岱文化保护区等在内的30多个文化生态保护区。
吕品田此行来到首尔是为出席“丝路怀古——古龟兹壁画摹制特展”开幕式，该展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工笔画艺术研究院承办。在采访中，吕品田和中国艺术研究院工笔画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见就此次展览背后的故事进行了详细介绍。
本次展览是“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壁画摹制及推广项目”的阶段性成果。谈及项目开始的契机，张见表示，甘肃境内的龟兹、敦煌等一代一路沿线地区有很多宝贵的文化资源，这就像是一串珍珠链，中国艺术研究院试图对沿途壁画资源进行系统摹制。该项目以体量较大的敦煌和龟兹等为主，但也不会遗漏小体量的壁画资源，如新疆境内达玛沟小佛寺，仅有一两件壁画，也依然会进行摹制，以保证品类齐全。此外项目还计划对流失海外的壁画进行摹制，以方便日后和国内壁画进行对照研究。谈及项目规划及整体规模，张见介绍道，此次在古龟兹地区共临摹了百余幅壁画，后筛选出70幅，算上敦煌及其他品类壁画，预计结项时会达200幅左右。中国艺术研究院计划在2016-2020年进行壁画临摹工作，于2021年产出相关成果。吕品田补充道，该项目不仅有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参与，其背后还有中国广大艺术家的支持。中国艺术研究院工笔画艺术研究院开展培训项目，募集有识之士一同工作，先后有500余名艺术家、学者积极申请，后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中筛选出40名优秀艺术家、学者，采用边培训边摹制的方式开展壁画临摹工作。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队深入中国西北地区探险寻宝，导致丝绸之路沿线地区不少壁画、经卷等珍贵文物流失海外，海外相关研究也较为活跃。谈及东西方关于壁画研究的交流合作，吕品田表示，季羡林先生曾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目前海内外就敦煌学的研究与交流较为活跃，包括韩国也有敦煌学会。但目前敦煌学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利用经卷开展地史问题研究，视觉艺术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还很不足。希望日后通过临摹、展览等方式加强东西方交流，向世界展示中国丰富的壁画资源，促成当代跨越时空的文化交流。
20日，吕品田在首尔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式上致辞。【图片提供 首尔中国文化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