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刚在点评中认为，东北亚要实现和平合作就要走出旧框架，建立新框架。丁刚表示，今天的中日韩三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最强有力的引擎，GDP总量占全球的22%，大体上与美国相当，并且三国的生产能力远远领先于全球任何地区。亚洲地区在贸易、资本、人员、知识、运输、文化和资源方面的全球份额不断上升，全球重心向亚洲转移。即使东亚三国已经进入经济强国行列，但怎样从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地区政治、安全体系转向由三国协调合作共同主导的新框架，前景仍不确定。东亚三国具有创造发展奇迹的能力，却还没有摆脱历史包袱的途径，比方韩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战。很多东西没有变化，或者难以改变的东西在制约着变化，除非人们改变这些制约的因素。如何通过和平的、亚洲的方式走出历史，建立持续稳定的和平发展的体制，建立新的亚洲格局，才是对亚洲国家尤其是中日韩三个经济强国的真正考验。
下午，中国传媒大学媒介与公共事务研究院院长、国防部前发言人杨宇军主持“共同繁荣与发展”分论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雨、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世界地域研究中心所长杨平燮做主题发言，前驻韩国中国大使程永华、仁川大学中文中国学系教授李贤泰、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兼环球时报高级顾问丁刚、韩国国家安保战略研究院责任研究委员成耆英进行点评。
杨希雨在主题演讲中表示，东北亚地区面临安全困境和发展困境，亚种阻碍各国进行深度合作，实现共同繁荣与包容发展。安全困境是指地区各国都在不断增加投入来加强军备建设，但各国却都感到地区安全威胁在增加，感到现在比以往更不安全，出现一种普遍存在的悖论。发展困境是指中日韩都创造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奇迹，但长期的高速增长也积累日益严重的各种结构性矛盾，越来越制约和威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并逐步演化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杨希雨提出，要摆脱两大困境首先要通过合作携手共建共同安全。东北亚各国深陷“安全困境”的根源，在于本地区有关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依然建立在冷战遗留下来的零和竞争基础上。一国加强自身安全的努力和其成果，总是建立在其他国家安全利益的损失和威胁增大的基础上，而安全利益受损的一方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又不可避免地带来已经加强安全的国家面临新的不安全，形成恶性循环。
其次，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是摆脱亚洲“发展困境”的有效途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需要大量的资本、人力、技术、资源等各种要素的投入，因此合作项目本身就孕育着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和市场需求潜力，对于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形势下稳定增长保增长，无疑是十分有利的杠杆和刺激工具。与此同时，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基本特征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实施过程，必然也带动参与国家自身的结构优化和调整。
丁刚在论坛中发言【摄影 记者 邵天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