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基永 国立仁川大学中国学院中国教育中心主任]
为应对韩美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中国采取了以“限韩令”为中心的一系列反制措施。转眼间限韩令已经过去一年，限韩令对韩国造成的损失事例及规模一直是韩国媒体、政府和学术界的争论话题。
可以不夸张地说，在中国各项反萨措施面前，韩国政府束手无策。那么，中方抛出的限韩令这张牌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效果？
此次不同于以往中国在遭遇国际争端时通常采取的措施，将矛头瞄准文化领域。2008年，中法关系因涉藏问题出现重大波折；2012年，中日因钓鱼岛争端而关系恶化；2016年，中国与蒙古又一度陷入紧张。中国政府虽然对上述国家采取了反制措施，但并未涉及至文化领域。
即使在两国关系陷入紧张时，以民间交流为中心的文化交流也一直正常进行，有时还会成为解决争端的突破口。但中国唯独对韩国采取反制文化的措施，中方从中可以获得什么？
文化被中国政府视为21世纪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核心部分，2011年，中国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新发展口号，将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发展重心从经济转移至文化领域。在对待外来文化上，中国的政策基调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切实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强调观念形态的文化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另一是通过夯实“软实力”来提升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将文化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说明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严重的文化危机，将发展软实力作为重要课题与改善国家形象有关。
中国经济的高度发展有目共睹，2010年后，中国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G2”国家。但在国际社会中，中国的国家形象并未能跟得上经济发展的速度，成为中国发展为发达国家的重大阻碍。
从文化安全的方面来说，“限韩令”在过去1年中并未取得显著的成果。据韩国文化产业交流财团进行的调查显示，韩流文化在中国并未遭遇“寒流”。有关韩国影视剧的搜索词几乎与“限韩令”之前持平，官媒对于韩流的打压反而“促进”了盗版等非法流通渠道，韩流文化的传播会危害中国文化安全的这一说法显然不具有说服力。在网络已经全面普及的21世纪，从源头上彻底封锁某一特定国家的文化实际上不太可能。
经济方面也是一样，中国采取反萨措施确实打击相关韩企。但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说，韩流文化产品对中国出口规模占韩国总体出口规模的比重十分有限。
现代经济研究院推算，韩国内容产业因限韩令遭受的损失规模约为87亿韩元，而2015年韩流文化内容对中国出口规模为1.7万亿韩元，两者相比可以推算损失并不算大。韩国内容振兴院的数据显示，2016年底韩国的内容产业出口规模同比增长8.3%，而今年有望增至8.5%。
从软实力的角度来看，限韩令已经为中国带来负面影响。据牙山政策研究院今年初的调查，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低于日本，处于最下游。对中国的信任度从1年前的39.7%跌至18.8%。
综上所述，中国从限韩令中并未得到实际的效果，反而因此使中国对外文化战略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文化直接关系到国家利益”这一意识依然在中国根深蒂固。中国一边在加大对外来文化的进口限制，一边鼓励本国文化在海外传播，这一做法有可能会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另一种形式的“霸权”。
文化被看做是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发挥其“力量（power）”的方式多有差异。用强制或诱导等传播硬实力的方法行不通，能够让对方自主被吸引的方式才是最具效果的。“限韩令”正是使用了硬实力的手段，结果只能导致失去人心。从这一点上来说，作为正在成长为超级大国的中国，采取限韩令并不是合适的选择。
限韩令何时能够解除，目前还很难预测。中国政府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解决因实施限韩令而遗留下的“作业”。文化归根结底来源于人的内心，想改变这一点绝非易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