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三大经济体，中日韩三国的领导人时隔约三年半再次举行会谈，受到世界的瞩目。会谈成果体现了三国克服障碍、重建地区合作与安全体系的意愿，使其本身的象征性意义就大于其实际内容。
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机制在2012年最后一次召开之后因日本右倾问题几度搁浅。如今，这一会谈机制的重启发出重要信号，经贸合作俨然成为东亚三国携手共赢的必经之路，但政治上的互信程度仍有待提升。
▲ 中韩会谈成果给力三国合作
中日韩三方通过的《关于东北亚和平合作联合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三国会谈成果的重要体现，也是三国领导人在经过深思熟虑后达成的意见共识。比较2012年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通过的《联合宣言》，2015版宣言明显在语气和措辞上要具体且明确得多。2012年多用的是“欢迎”“赞赏”“鼓励”等，此次宣言在三国合作上较大范围地指明了方向。
宣言内容中处处可见经贸合作的亮点，涉及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内容占比明显要大。其中，中日韩自贸区的高度推进堪称为经贸合作的最大亮点。今年6月，中韩签署自贸协定率先完成自贸区的谈判，并借此次会议谈定了大米进出口等部分敏感领域，凸显了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急迫性。由东盟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建成在即，中日韩作为该合作机制的三大主要国家，与东盟的跨区域合作存在较多复杂性与不定性，这就决定了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的大势所趋。宣言并特别加入了“全面”“加速”“高水平”等修饰语，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预热氛围，创造先机条件。
中韩首脑会谈作为领导人会议议程中的最突出一环，标志着两国关系由“蜜月期”过渡至“成熟期”。双方在经贸合作上突破框架限制，一致同意从基础金融架构建设到进出口环境交互磨合，直至各取其长以“中韩经济体”模式将合作成果推向世界，对中日韩合作起到良好的带头作用。
此外，中方同意韩国在华设立韩元对人民币直接交易市场，并允许韩方在中国证市发行人民币计价国债，等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是中韩通过实质性金融合作抵御外压的体现。这在美元加息临近、日本推行强刺激政策的背景下，成功为三国创下先例，具有战略性意义。
中韩领导人重点推动的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与韩国“创造型经济”、中国“一带一路”与韩国“欧亚倡议”等发展战略实现对接，也对中日韩合作发挥了引领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韩日会谈商定若韩方加盟美国和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双方将就此进行合作。韩国对TPP的关注升级，表明了在中美两国主导的经济体系的笼罩下，在亚太地区经济圈的建设中存在危机感。这反倒增强了中韩两国重视经济层面合作的意愿。
韩国作为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主席国，最为迫切推进的朝鲜无核化和半岛局势问题成功列入宣言，六方会谈也作为一大目标载入公约。实际上，朝核问题并非中日韩合作的重要障碍，在推动半岛无核化的大前提下处理好朝核问题，符合各方利益。
另一方面，“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曾作为中日韩外长会议的联合新闻稿写入公报，如今三国领导人就此达成共识，载入宣言。遗憾的是，中韩与日本间存在的历史认知和领土纠纷等硬伤仍无法成为实际意义上的公约数。中韩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发言中均强调了“以史为鉴”的重要性，但日本单方面就区域和平高谈阔论。李克强以中国政府对待历史的态度“强硬放话”，朴槿惠则以东道主身份选择了“适当施压”，日本作为此次领导人会议中的矛盾集合点，依旧采取一贯的“避而不语”套路。
此外在韩日会谈中，双方商定为早日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加快谈判进程，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日本的让步，但过去几年的种种事例表明了韩日双方对日军慰安妇问题的立场相差悬殊，仅凭“加快谈判”一词无法化解问题进展中的不确定性。
可喜的是，此次领导人会议为实现中日韩三国合作正常化在公约中已做一定体现，着眼点仍锁定在历史敏感问题上，没有偏离轨道。中韩两国关系在三国合作的大框架下取得飞速进展，进而获得东盟的互动，经济大家庭的推动力将迫使日本走上正确的历史认知轨道。同时，中日韩首脑会谈已决定定期举行，明年日本是东道国，东北亚合作要稳步推进下去，日本不在历史问题上出现倒退成为了必要条件。 记者 林芳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