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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奥会”硕果累累，10年的商旅签证，使中国护照的含金量陡然提升；划时代的减排协定，使中国这个发展中大国承担起与发达国家对等的社会责任。中美两大国的国民，似乎有了更多的可比性。但当此美国经济一枝独秀之时，对比两国经济增长潜能，不难发现中国的后发优势已不明显。
10月份，IMF发布报告，预言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4年超过美国。这意味着中国人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美国人的1/4。购买力平价的意义在于，从享受商品和服务能力的角度对比各国居民的真实生活水平。这里虽不能穷尽，却不妨列举中美一般商品价格的差异，比如今夏以来美国粮食价格大跌，玉米价格只有中国一半，相应的，以玉米为主饲料的猪肉价格也仅为中国一半多一点。经过了多轮暴跌，中国的汽油迎来了8连跌，93号汽油终于回落到了6字头，全国平均6.8元/升；而美国的普通汽油价格仅为4.70元/升。并且，美国汽油价格下降了21%，中国只降了14%，两国国家的汽油价格都包含了养路费用。以汇率计算，中美两国的人均收入远低于1：4，而在以真实汇率计算的美国普通消费品，从汽车到蔬菜水果奶制品等生活必需品都比中国国内便宜，其间便留出来更大的差距需解释。不过答案不难寻找，中国的人工远低于美国，美国人之间的服务性消费要支付远超中国的价格，于是抬高了美国整体物价。
在一般商品价格上，中国已经与美国对等，甚至超出。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否可从提高服务价格入手？似乎也不能，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大幅度甩开越南、印尼等周边国家，月薪达到500美元，到了美国工人1/5的水平。表面看，中国劳动力的“廉价”虽不如2008年前显著，但仍有着比较优势，有着提升空间。可劳动力只是生产总成本的一部分，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几乎完全被其他成本所抵消，尤其是能源。据估算，凭借页岩油气资源的开发，美国的能源成本是中国的1/4。而由于地质、地形等条件的限制，中国的页岩油成本至少是美国的两倍。故而，高物价反而限制了劳动力成本，进而使中国的服务业价格不可能向美国人看齐。
中国与美国仍有着巨大的技术和管理差距，这构成了经济增长的后发潜力，但将内生的潜力挖掘出来却非易事。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三个源泉：资本深化、劳动者素质和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任何国家通过自身的持续经济增长，最终跨入高收入阶段的必由之路。可因为没有捷径可走，这个任务对任何国家都是最艰难的。尤其在政府介入经济活动程度比较深的情况下，面对比较优势的变化，政府最容易做出的反应是试图通过提高资本劳动比，冀望以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抵消用工荒的影响，近年来企业和政府不约而同地诉诸机器人，可谓资本深化最生动的例证。但问题是，即便资本替代劳动力的大规模行动也面临着资本报酬递减的限制。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的研究显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实际的全要素生产率转为负增长，从2001-2007年3.3%的平均值变为2007-2012年的-0.9%。几年间劳动者素质显然不会有大变化，大企业联合会的调查于是揭示出，近年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几乎依赖的全部是资本深化。而真正能够带来持久增长的制度变革和资源重配却缺席了。
经济危机后的制度和技术创新成就了美国重归全球增长引擎的局面。中国的转型则因为资本的泛滥而慢了一拍，改革最难啃的骨头至今还未上场，从而增加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度。
文/邢海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