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幸好基督教足够宽容。想一想也是，世上批评基督教的声音不绝于耳，却很少听说有基督徒站出来恶声恶语地反击，更别提像其他团体一样动不动就全球追杀，或动不动就包围报社及政府机构了。
老舍《正红旗下》未完成
提起教堂，在一般人的想象中，至少应该高大巍峨，或者古色古香。这可能与天主堂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有关。在北京，有若干天主堂，如南堂、北堂和东堂，不管是哥特风格尖顶入云，还是巴洛克风格雍容华丽，外墙的雕花、内堂的穹顶以及玻璃窗的彩绘总是那么炫人眼目。
基督堂则大多朴素。据我了解，朴素非因缺钱，他们只是更愿意把钱花到紧要处，如帮助穷苦人，或赈灾救难。北京另一座有历史的基督教会亚斯立堂，还稍具西洋风格；缸瓦市堂则朴素一如北京古老的四合院，让人很难想到，它是北京地区最早的基督教会，创立于1863年。
关于缸瓦市堂的初创，有三个外国人的名字值得记住。英国传教士雒魏林，受基督教伦敦会委派，1861年来到北京，在东城租住英国公使馆的房屋，创办医疗事工，即边行医边传教。基督教早期流行有这样的特点，尤其是在亚洲地区，教会大多与医院结为一体，先医治人们身体的病痛；然后，当灵魂遭遇困境时，人们就更容易相信福音。雒魏林的医疗事工，是协和医院的前身。
1863年，伦敦会又派来一位艾约瑟，与雒魏林共同负责传教工作。他们在西城正式设立传教机构，这就是缸瓦市堂的前身。到1864年，医学博士杜德珍又从上海来到北京，在行医的同时传教，为缸瓦市堂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作家老舍则是另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1921年，少年老舍在缸瓦市堂读夜校学英语，兼做杂役，1922年受洗，正式成为基督徒。
老舍以小说《骆驼祥子》知名，还有《四世同堂》传世，但评论一向认为，他最重要的作品是未及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这里的“红旗”，与歌者崔健《红旗下的蛋》里的“红旗”不同，指的是满洲八旗之一。老舍的父亲是低级军士，隶属正红旗。正红旗第一代旗主为努尔哈赤次子代善。我们知道，努尔哈赤八子皇太极后来接任汗位，代善这一支派就逐渐衰微了。因此，正红旗在满洲八旗中人口最少，属下五旗之一，穷苦人居多。
在《正红旗下》中，老舍对贫寒的家境有催人泪下的描写，但对于在缸瓦市学习及受洗这一重要经历，却丝毫没有着墨。反而，还塑造了一个反面角色牛牧师。我不认为他这样写是出于真心，我更相信他是不得不迎合时势。要知道，在1958年，北京西城各教派教堂就全部关闭了，通通合并到了缸瓦市堂。老舍不可能不感觉到这种压力。
如实写自己对教会的感情，政治上极度危险。按当时流行的口径编造牛牧师有多坏，他心里也难免刺痛感。很可能正是这种内心的冲突，让老舍的《正红旗下》只写了8万字就断然搁笔了。在那样一个严酷的时代，《正红旗下》是注定无法完成的作品。要知道，当时，老舍为了与新政权和谐相处，姿态已经相当低了，连相声、大鼓书和快板书都肯写。可最后，新政权还是没有给他留出起码的生存空间。在遭遇一顿屈辱的毒打之后，老舍自沉太平湖。退一万步讲，尽管此举有违基督徒伦理，但在我看来，未尝不是一种自洁的选择，否则，就可能不得不像郭沫若一样作诗高呼“斯大林是我亲爷爷”——这种灵魂的自戕，要比肉体死亡更让人痛心和战栗。
心有所属，爱有所属
缸瓦市堂坐落于北京西城西四南大街，一主堂，一副堂，一小堂。主堂屋顶高高的十字架十分抢眼，经常可以见到路上的行人好奇地向大门里张望。在我接触基督教前，也曾是那些探头探脑的人之一。依我们所领受的日常教育，非常容易对现实生活中的宗教机构和宗教人士抱有深深的戒心，因此，今天还在门口探头探脑的人和当年的我一样，并不知道，走进教堂的大门，就走进了一个温暖的怀抱。即使你不会马上皈依，但只要你靠近，照样可以体验到那种圣洁与光辉所带来的安全与宁静。
所以，站在缸瓦市堂并不宽敞的院落里，我想的是，如果能在门口立一块牌子就好了，上面可以这样写：“随时欢迎您走进来，哪怕只有一杯清水的缘分，我们也视为珍贵。”就是说，教堂可以为路人提供清洁的饮水，让所有好奇的人都放心地走进来，不用对他们宣教，只让他们知道，这里一点都不神秘，这里只是清凉的绿荫——这可能为未来埋下无数向善向上的种子。
1863年的教堂是什么样，我们已经无从知晓，因为它毁于1900年义和团的大火。缸瓦市堂1903年重建，当时分为南北两院，有大小礼拜堂，有仁济医院，有铭贤小学。教会办医疗，办教育，为中国近代化做出了扎扎实实的贡献。
但到1966年，北京所有教堂都停止了活动。这一时期，宗教人士是如何生活的？我们对此完全缺乏了解。当那些被迫赋闲的牧者在无月之夜仰望星空时，哪一只眼睛率先蓄满了泪水？可以说，在信仰的问题上，基督徒无比谦卑，自认罪人，自认软弱，因此，才需要信仰的日日浇灌与支撑。而信仰一旦被禁止，就相当于试图禁止我们的软弱，可我们深深地知道，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心肠变得像螺丝钉一样刚硬。
夜幕降临，缸瓦市堂屋顶的十字架亮起来了。于是就想，什么时候，北京也能像首尔一样，在任何一座楼顶望出去，满眼都是十字架的红光。对于教会，韩国国内舆论也有“公司化”的批评，但我知道，相比之下，教会对社会的良性影响，才是更值得大大彰扬的。我们都承认，没有哪一种宗教的力量强大到足以把一切恶人都改造为良人，但至少，在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度，好人可以找到自己的队伍，并在其中获得坚持行善的源源动力，有敬畏，知行止，与权力客气，与恶行隔绝。
我一直相信，道德成长也是需要投入成本的。我们学知识，学技能，设学校，交学费，从来不吝于投资。可是，事关重大的道德问题，我们的社会与个人却几乎没有投入，任由动物性自然生长。可以说，在欧美，在韩日，教会都是专业的道德养成机构，政府给予免税待遇，个人为教会诚意捐输，实际上都是在进行道德投资。有投入，才会有产出；没有投入，怎么可能指望社会具有及格以上的道德水准？像吃饱了不饿一样，这是世间最为简单的道理。
当然，我也知道，以上想法，明显过于功利，真正的基督徒并不这样想。但是，他们也不会为此与我强辩，他们只凝望，只默祷，心有所属，爱有所属，把一切感动与热诚，都交付自身与上帝的交通之中。
文/王元涛
图片说明
001：朴素的缸瓦市堂
002：主堂讲台
003：从副堂看唱诗班
004：爬满绿藤的花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