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朴槿惠6月18日会见了访韩的脸谱CEO扎克伯格。4月26日、4月22日，她还分别会见了微软前总裁比尔•盖茨和谷歌CEO拉里•佩奇。
这三次会见的主题都是“创造型经济”。朴槿惠在会见扎克伯格时如此说明创造型经济：“创造型经济融合信息通信技术与科学技术、创意力与灵感，开发新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她特别强调，风险企业是创造型经济的主要力量，“政府发布计划，构建起让年轻人不畏失败、通过风险企业获得成功的生态环境。”
与此同时，“韩国版硅谷”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韩国媒体上——这是指位于京畿道城南市盆唐区的板桥Techno Valley研究园区。从园区的名字上不难看出韩国正在追逐硅谷梦。
从硬件条件上来看，Techno Valley似乎并不难复制硅谷的成功神话。韩国拥有韩国科学技术院、浦项工科大学等一流院校，加上韩国国土面积小，交通体系发达，地区之间的人才流动十分便捷。在政府扶持方面，朴槿惠政府为了鼓励风险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总投资额达到数万亿韩元，意图建立起业界的良性循环体系。另外，NHN娱乐、NEXON等韩国游戏界巨头已经入驻板桥Techno Valley，相信很快便会起到聚集作用。截至目前，已经有634家企业入驻Techno Valley。
然而韩国的Techno Valley与硅谷相比似乎还缺少了一些什么。在硅谷诸多的成功因素中，有一些无形却至关重要的条件：开放的环境与文化。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和高管中有很多移民。杜克大学的一份研究显示，美国有52%的创业公司创始人是移民；2005年，由移民创立的企业为美国创造了45万个工作岗位。可以说，硅谷的辉煌离不开美国宽松的移民政策。
硅谷所在的加州是美国吸收移民最多的地区，在最大程度上代表着机会的开放。而文化的多元也使信息在这里碰撞、交流，从而产生更多的创意。硅谷的公司差不多都采取了一种“开门”政策，经理和下级可以随时交谈以解决经营和个人所遇到的问题。许多公司每天都有“多面手”会议，公开有创意的想法，并予以评价。甚至有的公司规定，不允许在新思想涌现之初说三道四。有研究者指出，硅谷的文化与别处不同，人们不仅倾向于离经叛道，而且还刻意地刺激各种不同的想法。
这种没有条条框框束缚、鼓励“异”见的氛围与韩国职场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研究韩国企业文化的学者指出，韩国企业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看眼色小心翼翼地为人处世。这种纪律鲜明的风格固然帮助韩国企业规模壮大，跻身世界企业之林，但也让韩国企业给予世人缺乏创意、死气沉沉的印象。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三星电子在智能手机领域的业绩引人瞩目，却在品牌价值上始终输竞争对手苹果一筹，并难以摆脱“抄袭者”的形象。
这种文化还束缚了韩国年轻人的手脚。毕业于优秀院校的顶尖人才以进入三星等大企业为最高目标，大企业的职员甚至成为了“人生导师”：三星最近推出了一项职员辅导高中生寻找人生目标的活动。大企业职员固然优秀，但是并不应成为成功的唯一标准。当人才都为进入大企业削足适履，创意与多元性可能创造出的另一个世界在诞生之前便已死亡，最终社会成为巨大资本赚取利润的工具，屹立不倒的只能是大企业。
然而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韩国经济腾飞之初的选择。当年以举国之力打造出的三星、现代等大企业在引领韩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了韩国经济的巨大隐患：仅三星一家便占GDP二成多。
朴槿惠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民主化的政策，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不难看出其既欲打击大企业、又依赖大企业的左右为难。在刺激经济方面，政府需要大企业扩大投资和招聘。但是这种以大企业为中心的投资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深韩国经济和中小企业对大企业的依存度。创造型经济和经济民主化政策若不能改变这一现状，那么韩国的Techno Valley也只能成为另一个复制硅谷失败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