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担心，北大有一天会突然宣布参观收费。要知道，每逢旅游旺季，往来于北大校园内的游客，已经多过了学生。说起来，可能要非常文艺范儿的中学生，才会有“到北大看未名湖”的浪漫向往，这些满脸青春痘的家伙们，大多是被家长押送来的。家长们的目的很明确：刺激他们，让他们拼尽全力考北大。
游北大，导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一塔湖图”。图，指北大图书馆，原为1902年所建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塔，指博雅塔，造型古意盎然，却是现代建筑，用以供应自来水。湖，就是未名湖，据称得名于历史学家钱穆。在未名湖周边，散布众多古迹，可以说，一座未名湖，就深藏着半部中国近代史。
兼容并包可能是无奈之举
未名湖原为和珅私家花园“淑春园”一部分，后几经转手，被燕京大学购得。1952年，院系合并，燕大校园又被北大占用。
关于和珅的故事，我们应该已经烂熟。他所寄身的康乾盛世，被视为中国王朝史上最后的辉煌。而这所谓的辉煌，及今思之，也颇可怀疑。朝廷赋税不算苛重，吏治勉强维持清明，恶霸不至于肆无忌惮地横行；百姓辛苦工作，丰年能吃上新米，灾年不至于成村饿死。这个，就算盛世了吧？
当然，对康熙和乾隆来说，盛世另有其意，他们热衷的，往往是气势宏阔的征服战争。千里邀击，攻城略地，纵横捭阖，豪气干云。没有这些，盛世就失去了雄壮的声威。可是，对百姓而言，除了付出鲜血与生命，一家一姓的政权占据再广大的领土，又与我等何干？
最后的辉煌徐徐落幕，清王朝就迎来了无尽的屈辱岁月。在未名湖中，有一条翻尾石鱼，是圆明园的遗物。一提圆明园，满把苍黄泪。1860年，圆明园毁于英法联军的大火，石鱼流落民间，后被北大毕业生买回献给母校。每当夕阳西沉，博雅塔塔尖直指鱼嘴，名“石鱼吞塔影”，为北大十景之一。
贝公楼前草坪上的一对华表，同样是圆明园的遗物，原为安佑宫琉璃馆所有。当年兵荒马乱，火猛烟浓，来不及细看，抢救来的两座华表一粗一细，并不是一对。一直以为，华表是拴马桩的变体，其实不是。云龙盘吊的华表顶端，有一种小兽，名“吼”。传说，如果民间有冤情或灾情，吼就会仰天大叫，声音上达天庭，天帝就会派众神到下界伸冤或救灾。这样就明白了，华表相当于神话中的巴比伦塔，是人神交流的通路。
未名湖湖心岛南，原有一座石舫，也是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只剩一台基座。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1921年访问北京，在参观颐和园时曾大大嘲笑过石舫：中国人真怪，做石头船，不能浮不能动，图什么呢？其实，他应该知道，孟子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类的话，为此，代代皇帝心里多少都会有些负担，于是，修石舫就成为解心疑的办法之一：石头船千年不沉，自然就代表江山永固了。
而未名湖西侧钟亭内的大铜钟，则是北洋水师的遗物。中国近代史有三个著名节点，第一个，1840年，老大帝国与西方正面较量，战场上败了，心里却没服：你们不过船坚炮利而已，我们毕竟比你们文明！第二个节点，1895年，甲午战争，武器装备堪称世界一流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且对手不是西方，而是东洋学生小日本。至此，中华帝国对自身文明的自信开始动摇。第三节，则是1900年，以义和团为代表的暴民，野蛮心性大发作，杀教士，攻使馆，引来八国联军占北京，至此，中华文明威风扫地，元气至今难以恢复。
这口大钟在1900年险些被八国联军劫走，后置于燕园，成为教学用钟，一声上课，三声下课。北大原来还有一个传统，每年除夕，校长要到未名湖畔敲钟，为那些不能回家过春节的学生的家长们遥遥送上祝福。
钟亭之南，有一排石质供桌。早年间，那里是有佛像神牌的，但为老校长蔡元培所不喜，于是被撤走。可是，在钟亭之西的树林，又有蔡元培的塑像。赶走了神佛，留下了自己，若蔡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会作何感想。
蔡元培的一生，与未名湖相似，也藏有半部中国近代史。一直认为，蔡先生当年在北大，既招揽陈独秀这种激进人物，也包纳辜鸿铭这种留辫子的老派名士，未必像后世所称的那样了不起，他可能是没办法。要办一流大学，当然需要一流人才，可在当时的中国，放眼放出去，有几人既有学问，又与蔡先生理念一致？所以，兼容并包可能是无奈之举，结果被美化成了伟大的教育理念。
一个事实是，历史曾给蔡元培及其同志很好的机会，他们却错过了。当年的亚洲第一共和，已把日本和印度远远甩在身后，可结果，却走上了回头路。蔡先生及其同志可能知道，财富是需要缓慢积累的；但他们不知道，自由的信念与民主的习惯也是需要缓慢积累的。他们更热衷于用革命颠覆观念，用枪炮重塑秩序，最终换来的，只是另一种专制。必须承认，以蔡元培、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一代精英，与中国之间曾经接触不良。
这一切，未名湖应该都还记得。
未名湖甚至见识过
未名湖南岸有一座孤零零的庙门，上有横额“重修慈济寺”。常有游客开玩笑说，这个名字的重点在于“重修”，因为学生们难免挂科，重修就成为了另一种功课。
实际上，这座山门，原本属于花神庙。淑春园归乾隆所有时，养的花经常死掉，乾隆不高兴，威胁说，再养不活，就要杀人了。于是太监宫女怕了，凑钱修起一座花神庙，以求保佑花开旺盛，永不凋落。花神庙后毁于大火，只留下这一座小门。
重修慈济寺庙门正南，是斯诺墓。埃德加•斯诺，美国记者，也曾当过燕京大学讲师。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他冲破重重阻力访问延安，写下著名的《西行漫记》。通过他的笔，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及其战友得以被世界所了解。年少时读《西行漫记》，里面有这样的细节：毛泽东当着林彪的面脱下裤子抓虱子。读到此，我震惊莫名，于是就相信了，至少在延安时期，他们还真是一群具备清教徒精神的理想主义者，对于用自己的努力和牺牲来拯救中国，存有一定程度的真诚。
受斯诺影响，国民党方面有若干高级官员去过延安，对毛泽东等人秉持的平等吃苦理念大为赞赏。但宋美龄对此说了一句话：“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事情不幸被她说中了。尝过权力的滋味之后，没有谁会肯轻易地放弃。早年的清苦，可以靠个人的修养来克服，但浸淫权力日久，又缺乏制度的强力监督，谁想逃过腐败的侵蚀，简直是难上加难。
晚年的斯诺，再也没有机会真实深刻地描写中国，因为他来北京，属于贵宾，已不再有渠道深入民间，去见证真正的苦痛和灾难。因此，也就没有机会再用一个优秀记者的目光，去重新打量自己当年笔下的那些主人公。
未名湖北岸，有座古色古香的三合院，名临湖轩，那是原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居所。司徒雷登在中国有大名，原因在于毛泽东写过一篇名文《别了，司徒雷登》。那时，司徒担任美国驻华大使。毛公开与他道别，是一种价值观告别，是一种意识形态告别，从此，一个国家排除了一种可能性，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冷战由此登场，世界因之变样。
距未名湖稍远，北大校史馆西南，有塞万提斯像。史上曾与北大发生过密切关系的诸人，从胡适、陈独秀，到张国焘、毛泽东，都曾苦苦追寻自新及新人之路，可是，终其一生，他们也未能远离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诃德，明明在与风车缠斗，却自以为是在拯救万民。
文/王元涛
图片说明
001：未名湖畔春花开
002：两个华表不是一对
003：蔡元培先生像
004：繁花掩映重修慈济寺
005：塞万提斯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