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教寺，就是这样一座真正的庙宇，有数十位僧人，在此修佛法，度众生。而且，通教寺还是北京唯一一座尼寺，置身其中的，都是女尼。
从小就好奇，那些出家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有过什么样的人生际遇，才会做出出世的抉择呢？实际上，在民间语境当中，一个人出家，大都是因为遭遇了重大人生变故，心如死灰，舍命舍身。那是一种心灵的逃难，也是万般无奈之下最后的退守。当然，在今天，这种观念正在慢慢得以修正。只为灵魂的洁净，出家完全可以是一种丰满健康的人生选择。
求佛理真谛，解生命饥渴
据说，通教寺现任主持是辽宁人，1980年受戒，性格爽朗利落，将一座寺管理得井进有条。挺想创造个机缘去拜望她，但又不知我等凡夫的俗举是否会显得唐突。在通教寺门口，见招贴板上有告示，她们还真在招义工。心念一动，随即批评自己：想用这种方式暗访，似乎有些大不敬了。
通教寺的规模不大，占地3000平方米，相当于一座大四合院。但你要知道，此寺所处的位置，却是北京最繁华的闹市区，堪称黄金宝地。二环内针线胡同，近东直门，不远处就是以小龙虾著名的簋街。地价具体几何，我说不上来，但一个贵字是跑不了的，而且还有价无市。因此，通教寺形制上的局促，就完全在我们的意料之中了。进得正门，游客只能在大雄宝殿前的一小片空场活动，其余前后左右的小院落，就全是“游客止步”了。
探访通教寺，本来也对庙宇本身没有太多的期待。山门，香炉，佛塔，金像，每一座庙，都不外乎这些常规物件。我来通教寺，是想寻找通愿尼师的遗踪。说起来，写其他庙宇，大都是先定地点，再找相关故事。而通教寺则不同，我是先偶然遇到了通愿尼师的故事，为之心动，然后才惊奇地发现，她还在通教寺生活过。否则，这座藏在胡同深处的小庙，一时还真难让我注意到。
通愿尼师，被称为中国“四大现代圣尼”之一。这种地位，应该是相当崇高了。她生于1913年，本姓翟，有一个非常男性化的名字，尧臣。给尧当臣，对上级的要求够高的。这当然是她父亲翟文选的意愿，希望遇到明主的意思吧。或许，寄托的恰恰是翟文选的梦想。
不过，翟文选的梦想还真没有落空。他祖籍山东，随长辈逃荒至黑龙江，后中举，官运平稳，最高做过辽宁省主席，归张学良领导。翟文选夫妇均笃信佛教，翟尧臣不可能不从小就受到影响。
翟尧臣先后在沈阳和北京读中学，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理学院经济系，1937年毕业。那个时代，北大毕业生，绝对是人中龙凤。但因为北京城已经被日本人占了，所以翟尧臣并没有出去工作，只守在家里照顾母亲。
说起来，一个史实是，日本人占北京，也没影响过各大小寺庙里的香火。北京净莲寺的慈舟法师，还可以从1937年起，一口气把《华严经》讲了两年。翟尧臣本是陪母亲去听大师讲法，没想到她的收获却更大，这两年的修炼，让翟尧臣彻底下了决心，皈依佛门，洗尘受戒。一个富家小姐，无病无灾无患无难，竟要投入空门，不知她的父母当时是什么心情。
之后，她曾在北京多家寺庙辗转，最终落脚通教寺，在此至少生活了十年。她在通教寺，没有当过住持，一直是做监学。通教寺名中有个“教”字，意指非常明确，这是一处非常重视学习的寺庙。素斋淡茶，所耗有限，用不着为庙产费心，读经悟法，就是通教寺尼僧的头等大事。求佛理真谛，解生命饥渴，自有真信仰。
青灯古卷，屐叩青苔
通教寺重学的风气，实实在在是开寺人留传下来的。传说，通教寺历史非常悠久，是明朝一位太监创建的小庙。到清朝，变成了尼寺。但真正有历史，始于两位从福建来的尼僧，开慧与胜雨。1941年，她们投奔通教寺挂单。当时的通教寺，已经近于荒废，只有一位老尼在勉强洒扫庭院。于是开慧与胜雨干脆留下来，四处募化，开始重修寺院，再塑金身。
如今的通教寺，有山门3间，西端为大雄宝殿，南北二楼两层共40间。北楼后有清泰寮３间，南北配殿中有伽蓝殿、五观堂、念佛堂、祖师殿等。同时，开慧与胜雨开办八敬学苑，招收尼僧，率众人严守教规，一心向佛。
每年从农历四月十五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全寺尼众“结夏安居”。这有来历，说春天到了，万物萌动，虫啊蛾啊都出来活动了，人再四处走，容易伤到它们，所以要安居，90天不许出山门。安居期间，除完成日常读经功课外，还有“私功课”。有人会读完一遍80卷的《华严经》，有人会剌血写经。到七月十四日晚，则要“通宵忏礼”，众尼僧像风吹草伏一样拜唱“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一整夜。
开寺的两位尼僧是幸运的。你说民国乱世，军阀林立，争地盘，抢粮米，动不动就开枪开炮。可是，尼僧却可以保有独立的清静空间。甚至，开慧和胜雨，为整修庙宇，还曾向孙传芳化缘。孙传芳是什么人？那是与吴佩孚齐名的大军阀，在早年的教科书上，他曾被描绘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相比之下，通愿尼师的遭遇，就不能不让人长叹悲鸣了。1950年代，通教寺开始接受“运动”，尼僧被视为寄生虫，也不种也不收，整天吃闲饭，政府对此不允许。当时，宗教的价值是被彻底无视的，佛对人心可能有的安抚与拯救，反而被视为与新政权争地盘。于是，通教寺变成了一座工厂，尼僧们成为缝纫工，通愿尼师被任命为第十八缝纫社主任。
煎熬持续到1956年，通愿尼师实在忍无可忍，被迫离开通教寺，前往山西五台。佛门最高圣地，余荫尚在，还肯收留通愿尼师这样的佛前沦落人。在五台山，读经，修身，应该是她的日常功课。青灯古卷，屐叩青苔，这种寂寞是常人所不喜的，而真正的大师，心性素淡，对这种世外的宁静，却相当珍惜。
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通愿尼师被劫持到太原，轮番批斗，受尽折磨与侮辱，并在狱中度过了苦难的10年。1970年代末，通愿尼师出狱，游化陕西，驻锡终南山大元寺。后游化辽宁丹东，驻锡栖莲精舍，传授菩萨戒。之后再游化陕西，驻锡乾县吉祥精舍，将其发展成为一座弘戒道场。
最让我无限感慨的是，在那样一段严酷的岁月里，在那样喧哗与骚动不止的生活背后，有那么一小群人，在社会狭小的缝隙间，安安静静地持守着自己的宗教生活。这是另一条生活线索，这是另一个中国，这是另一个世界，在层层冰封之下，信仰的活水依然在顽强地流淌。
说起来，人类的疯癫，真不知可以荒唐到何种程度。可通愿尼师仿佛一朵白莲，只要有一口水，就可以静静地开放，从而为人的生存提供另一个维度。佛的拯救，或许在此意义上，已得以完成。
文/王元涛
图片说明
001：通教寺山门
002：透过香炉看大雄宝殿
003：院内的佛塔
004：佛寺用木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