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韩国出版社热推中国的当代小说，内容与形式多样的中国当代小说渐渐在韩国已获立足之地。这能使韩国人通过文学理解中国当代社会，是非常值得鼓励的现象。
小说是一种文化传达渠道，韩国读者热读中国当代小说，可以看到和吸收活灵活现的中国当代社会，不用再靠思维逻辑了解中国。
尽管如此，10年前的中国当代小说还拘束于文化大革命，无法触动人类本质的真实，并无法具备审美的多样性。尤其是，介绍于韩国的作品都与当时放映在韩国的华语片一样沉溺于对革命的检讨与反思。
不仅是中国，任何国家的文坛都经历过被扭曲历史的集体记忆统治。不必追溯到中世纪，近代历史都被无数的悲惨历史记忆点缀着，人类怎么想像也无法接受的惨事比比皆是，诸如希特勒所犯奥斯威辛集中营大屠杀和日本的南京大屠杀等。韩国文坛也曾一度常拿朴正熙的独裁和全斗焕光州民主化运动武装镇压之类的非人性历史记忆写作。而且，这成为划分一个时代的文学里程碑。
改变社会的主要渠道有两种：改良和改革。最理想的就是这两种方式以辩证方式协调进行，但令人惋惜的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清朝末期后的中国连连碰上鸦片战争、五四运动、国共内战等，中国社会在这种历史漩涡中不断遭受折磨，最终选择革命的方式来改变社会。尤其是，经过大长征，清算国共内战，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开启的毛泽东时代从头到尾都是由革命主导的社会。
其中，在从1966年到1976年进行的文化大革命里，革命的逻辑超越了人性界限，奔向极度的观念化，致使整个大陆陷入“革命的狂乱”。
幸亏，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社会恢复了理性和人性，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对文革这一个集体记忆的第一次反映就是悔悟和反思。因为只有悔悟和反思，才能恢复和治愈。在一段时间里，“文革”风靡中国文坛，作家无法涉及文学的审美的多元，这都反映文革的历史内涵之深广，并代表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多么大。
但是，在文革的集体记忆演变成小说的过程中可以发现存在多样性。其多样性可以归为如下四种：
第一、文革期间的灾难故事与少数坏人逼迫好人的故事与大众的审美融为一体。第二、知识分子或干部基于报国忠诚的历史反省。第三、先锋小说作家叙述文革的荒诞（absurdity）性，主要表现成许多好人做坏事。第四、红卫兵和知青眼里的文革，也是一种“我也许犯了什么错误，但决不能反省”的自我保护和抗辩。
以文革为材的中国当代小说中，韩国读者比较熟悉的，诸如阿城的《棋王》、戴厚英的《人啊，人！》、古华的《芙蓉镇》、老鬼的《血色黄昏》、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以及余华的《活着》等都属于上述的范畴里。
若中国当代文学没有对所谓历史的集体记忆-文革的反思，即若没有从文学层次对文革的定义，大多数中国作家从文化、道德及价值观的断裂中生还也许是渺茫的，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和五四运动以后许多知识阶层苦头而结出的精神遗传果实也难以继承下来。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出现沧海桑田的变化。目前的中国社会超越温饱，向“文化中国”奔涌而去。韩国社会和文学从中国当代文学能学习什么，值得我们研究。
整理记者 姜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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