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韩国文化是一种“离乡文化”。所谓的工业化浪潮席卷传统的农耕社会，乡村人口大规模离乡纷纷走进城市， 整个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离乡”。
农村人在1970年涌进首尔，这是一道“新鲜”的风景，其代表人物就是首尔市郊工业园区的劳动者、中产家庭的保姆、酒吧的小姐以及公交车的售票员等。
在都市的环境里，拥有“乡村”灵魂的人口占满首尔，创造出无数的故事，促成了以崔仁浩为代表的“酒女文学”的兴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享受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但也出现极度严重的离乡现象，这就与70年代韩国的发展过程一模一样。中国发展过程就像重蹈韩国覆辙，但其现象反映在文学的方式上却截然不同。
我们通过刘震云的作品就能够体会中国离乡文学与韩国离乡文学的不同之处。
出身于中原农村的刘震云以“新写实主义”将离乡进城人民的生活勾勒出来，并将其以电影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眼前。
刘震云出生于1956年河南省延津县，在人民解放军服役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取消的高考后来恢复了，他在1978年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
他大学毕业后在《农民日报》当文学部主任，同时到1991年与余华、莫言等文学家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创作研究班修学，获得了文艺学硕士学位。
刘震云将琐碎的日常生说以充满张力的语言风格有声有色地描述出来，成为出现于80年代末的新写实主义的代表作家。
他作为1级作家身份，也作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负责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诸多文学奖的评选和审查。
他对惨淡现实的平淡叙述让人想起鲁迅作品的绝望、幽沉以及对中国人的奴性的批判。
已在韩国翻译出版的《一地鸡毛》，就是他的代表作品，浓厚地发挥出其独特的黑色幽默风格，作品以生活在都市里的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为题材，探索存在的意义。
还有，被评为新历史小说的《故乡天下黄衣》通过一个村子的权力斗争过程，试图颠覆意识形态革命的历史。
尤其是，2003年出版的《手机》值得我们深思。他在这部作品中，叙述生活在信息化社会的现代人，认真省察语言。作家借用一位语言专家的话说，一个人在一天能说出来的话平均2700句，但是其中具有语言效用的只不过10句。
这意味着，人在一天里说的大部分话要么是撒谎，要么是无用之话。如此的冗余语言会歪曲我们的生活，将我们的人生轰赶到我们并不愿意的方向去。
换句话说，《手机》基于我们日常生活，针对“都市”这一环境酿造出来的人性歪曲和道德破坏等各种消极现象，开出天真纯粹的乡村灵魂的药方。
这显然是对今日中国社会的最精准的思考。
